有關滬江大學校訓“信義勤愛”的文獻記載，最早出現在1916年出版的《Educational Review》雜誌第8卷《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一文中🩺，作者是當時滬江大學理化科教授梅佩禮（Fred Carleton Mabee）😳。
And in future years as the instruction is continued, the one aim and ideal will be to build up the students in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ness of Christ— an ideal which is contained in four characters engraved on the recently adopted college seal 信義勤愛“Truth, Righteousness, Diligence and Love.”
“seal”是印章或蓋章的意思🧘。“college seal”應指當時剛剛確定並啟用的校徽。而校徽上是刻了“信義勤愛”四個中文字了。
這枚校徽隨後出現在1916年底出版的滬江大學年刊第2卷上。年刊第1卷出版於1916年1月20日🙆🏿♂️，但目前國內無存🙅，不能確定上面有無校徽。
由於文字記載的缺乏🕺🚵🏽♀️，校徽與校訓設計與通過的具體細節無從考證👩🏻🍼。
1988年10月8日🚡🤱🏿，滬江大學1918,28,38,48四屆校友假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行級慶大會，分別紀念畢業70,60,50,40周年。當時遠在美國的1918屆校友董承琅無法親臨盛會，便寄來一封賀信。賀信的原件和全文已不知去向，但當時《滬江校友通訊》摘登了其中至關重要的一段話，使滬江大學校訓來歷的謎團得以揭開🤸🏻。
“值此盛會時刻，令我回憶過去母校的創立和發展史。這是與前校長魏馥蘭博士與先父景安公的合作分不開的👁🗨。先父1912~1919年任母校副校長，並於1916~1917年任母校代理校長🌸𓀜。他於1915年建議改浸會大學為滬江大學🔠，並提出‘信義勤愛’為母校校訓💨。飲水思源，提出以上幾點對母校的創立史作一補遺🚘。諒為各位所樂於了解。”
董承琅（1899－1992）是董景安的長子🔲，1907年隨父進入滬江大學校園時，已經9歲🌺。1914年考入滬江大學正科⏏️，到1915年時，他已是大二學生🤹🏻。因此，他晚年的回憶是值得信賴的。《滬江校友通訊》把這段回憶摘錄出來，對校史研究也是功德無量。
董景安是滬江大學創建者之一。當時從董事會、行政人員到教員🧛🏻♀️，都以南北浸會傳教士為主，他們和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還是比較有隔閡🏜。如果沒有董景安的多方溝通和諸多建言🧑🍼，滬江大學很難順利發展壯大📰。實際上當時浸會董事會和美國校長魏馥蘭也相當倚重董景安，1911年推選他為首位華人教授👩🏽🚀，1912年又聘他為副校長🍩👩❤️👩。
董景安提出由上海浸會大學堂改名為滬江大學🦹🏿♀️，這一舉措對以後滬江大學辦學的中國化🍭🏞，乃至我們今天大學文化的品牌建設和影響力的提升，都有重大意義。
而“信義勤愛”的校訓，則更是匠心獨運的傑作🤷🏻♀️。當時聖約翰大學的英文校訓的是“Light &Truth”🎚🩳，後加上孔子名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東吳大學的校訓是“Unto a Full-grown Man”，出自《新約·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三節🧍🏻。1929年又以“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為中文校訓。同樣是教會學校🧂，滬江大學校訓在中西方文化的結合方面是最緊密的。
董景安1919年離開滬江，這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袁佩吳因病辭世🅿️💗，他們共生育了4男4女。次年再婚後👦🏼，董景安又育有3男3女♑️。在他14名子女中有5名子女具有滬江大學的背景🗣🍏：董承琅1918年畢業，董承玙1920年畢業，董承琨🌆、董燕雲、董蓮雲則是滬江大學肄業生。其中長子董承琅的成就最值得稱道，他於1924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到北京協和醫院任內科住院醫師🦹🏼♀️🛎。1930年🌇❇️、1940年再次赴美進修心臟病學👩👩👧👦👍。1941年回滬行醫🙍🏽，1945年任上海醫學院內科教授，1949年解放後即被聘為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內科主任。曾任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一級教授，是我國心血管內科學的一代宗師和主要奠基人。1991年3月，當選為美國心臟病學院榮譽院士🙍🏼♂️。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內設有董承琅銅像。